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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奇:教育体制改革和国际化有阻力,需再放权
讲师:

 
 编者按:10月5日,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从莫言到屠呦呦,从陪跑诺奖到出现两位中国本土培养的诺奖获得者,很多人再次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充满信心。但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获诺奖而言,屠呦呦的成果完成于40年前。不少学者和科学家也都曾公开批评目前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基本上围绕考试和 考核进行。当下的教育,功利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早已饱受社会和公众诟病。如何成能涌现出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印度的人才培养模式上有 哪些不同?

  本期《掷地有声》搜狐教育名家沙龙联合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前副校长谢维和,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中 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对话诺奖与中国教育。

  本文转载自搜狐教育独家原创稿件,原地址:http://learning.sohu.com/20151102/n424996608.shtml

  

  图为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

  主持人:邻国日本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奖方面出现井喷,这个局面会在中国出现吗?

  毕奇: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好的或者说不好。因为要看教育制度是否非常有效,有成绩,要看是不是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获奖人才。我个人认为中国再出第二个,第三个诺贝尔奖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必然并不等于就承认了我们的教育体制的优越性。有些人确实在有弊病的教育体制下自学成才,这时我们要判断他的成才是体制的功劳还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不是已经突破了还不能下结论。

  主持人:现行的科研体制能否培养出第二个或者更多的屠呦呦?

  毕奇:我在国外大概有30年的经历,比较国内外的体制,我认为国内的教育科研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严峻的,不利于科学家的成长。

  教育是要分好几个层次,有的是大众教育,就是它要培养大批的工程师,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这是它的目标之一,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培养非常尖端的优秀科学家。一般来说在很多地方把研究机构或者大学分三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以金钱来衡量,讲经济效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机构属于三流层次,是短期的也是急功近利的。第二种类型,项目不考虑短期的经济效率,注重长期的发展目标。第三种类型,那它就是“十年磨一剑” 的一流机构,这个时候它的绩效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时间和效率不是目标,否则它的发展不会有很大的突破。

  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在用金钱来衡量,国家和教育部门给学校的绩效考核也是如此,这不利于高层次突破性的科学家成长和发展。

  主持人:您是中国教育国际化和中国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亲历者,国内外的科学研究有何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怎样才可以更国际化?

  毕奇:我们国家的国际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条路要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国外曾经做过上海交大校友会工作,那个时候我在纽约当校友会会长,很多时候希望请学校的领导到国外去交流访问,那么各个学校对校友会都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去请台湾新竹交大校长的时候很容易,但我们请大陆的高校领导来的时候,我们被告知国家有规定学校的领导出国有次数限制,现在情况可能有所转变。我想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下放、制度改革的问题,但无论怎样这个问题得解决。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一个开放,我们现在的国家对外是越来越开放,我记得我1981年出国的时候,外国人要到中国来,需要有人陪着,有很多地方不能去,只能住涉外旅馆。而我那时候去国外的学校,一到学校就给了我两把钥匙,一把就是开系里整个房间大门的钥匙,一把是开我办公室的钥匙,24小时随便进出。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开放,但在这之前我们的国际化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国际化还有阻力,所以我非常期望国家能够加快步伐,在国际化方面再放宽一点,权力再下放一点。

  

  沙龙现场嘉宾(左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华裔科学家、美国贝尔实验室院士毕奇,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谢维和,主持人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

  主持人:屠呦呦被称“三无得奖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毕奇:一个人得到的荣誉和自己的奋斗是分不开的,我前面说即使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不见得不能出杰出人才,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也有可能拿到诺奖。第二个方面他们得到了很好的认可,但并不代表其他人不优秀,世界上优秀的人非常多,但是得到认可的人是优秀人里面的极少数,还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我们国家实际上我们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非常注重教育的,这点我想大家都不用说,因为我们家庭投在教育上面的钱是非常多。

  虽然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发展,但从国际接轨的角度上来看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如果想要多出高质量高层次的科学家和文学家的话,最重要的是改革我们现有的绩效制度。我们现有的绩效制度是限制他们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包括教育的绩效制度,就是说用什么来度量,刚才谢校长也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它度量的多元化。用钱来度量,这样会使很大一部分非常优秀的高层次的科学家陷入恶劣环境。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的培养方面来说,高层次的发明和创造和艺术是兴趣驱动,但是我们现在讲究的更多是效率驱动和金融驱动,如果能赚到更多的钱,是利益驱动。

  这个需要改革当然是要有条件的,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就是说评价的体系需要改进,我们国家有很多特殊情况,人和人的关系比较复杂使得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非常小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某个项目评审时,事先什么都不知道。候选人的材料都是突然发给评委,让在半天之内评出来,这个时间太短了,在较短的时间里面很难或者无法判断这个项目是否符合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避免走后门。在国外评选非常重要奖项时,基本上是半年甚至一年的讨论来做这件事情的,这样的话在时间上面就能保证而且质量也比较好。

  评审的时候谁来评审?我们国家虽然现在比以前开放多了,我们评审的团队里的外国人非常少,基本上外国人不能参加。要知道诺贝尔奖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来评的,不是瑞典人来评。

  能不能打破这样的思维,用最好的专家用足够的时间来公正的评,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推进有非常好的作用。

  主持人:在国际化的趋势下保留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是否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毕奇:国际化指的是不要闭关自守,但是当我们把外面的东西引进来的时候我们肯定要思考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糟粕需要切除。这个我个人认为它不是问题,中国人非常聪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比较清楚。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有好几千年的传统。为什么我们在几千年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处在世界之巅的,只是在近代落后了,那么我们近代落后的其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闭关自守,没有跟上潮流,所以说国际化的必要性大家都有所共识。但是做国际化的时候不是说“国外的月亮更圆”,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习国外的经验,然后结合我们自己实际情况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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